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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发展历程与历史使命一、引言：何谓“华人本土心理学”华人本土心理学，是指立足于中国文化、社会与历史背景，旨在理解和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一套知识体系。其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将华人当华人来研究”——即跳出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建立一套能够贴切解释中国人心理现象的自主知识体系。 这一学术运动的发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杨中芳教授在访谈中回顾道，台湾的心理学在此之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移植式”发展——从研究问题到研究方法再到理论建构，都以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为主。一批学者逐渐意识到，照搬西方心理学来研究中国人，只会导致研究的重复、肤浅和与中国现实的脱节。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本土心理学运动才得以诞生。 二、港台地区的先行探索：本土化运动的萌芽与发端2.1 杨国枢：本土心理学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华人本土心理学运动的先驱，是杨国枢先生（1932-2018）。他于1969年从美国访学回到台湾后便开始酝酿本土化理念。从1975年开始，他组织同仁进行小范围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一起，正式发起和推动了“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本土化是其核心组成部分。 杨国枢先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担任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他是华人社会心理学界“最早提出创立‘本土心理学’倡议并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一代宗师”。 2.2 杨中芳：从留美求学到立志本土心理学杨中芳教授1945年出生于天津，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随父母迁往台湾。1962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正是在大学时代结识了后来发起本土心理学运动的杨国枢先生。 大学毕业后，她随台湾的留学潮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73至1976年间，她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南加州大学。1980至2003年，她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和香港大学心理学系。 在美国求学与工作期间，杨中芳教授经历了三重深刻影响：第一，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严谨的学术训练；第二，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由格根等人引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基于历史及个人主义文化的反思洗礼；第三，在与访美的杨国枢先生交流后，认同了心理学本土化的理念。此外，她亲历了美国青年“大造反”及其引发的社会价值转变，参与了在美中国留学生的保钓运动——这些经历让她深切意识到“任何社会心理与行为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必须在其脉络中去理解及评价它们，才能体会它们的真正意义”。 1984年，杨中芳教授正式从商学院回归心理学系，立志从事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同年，她首次访问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开启了她长期穿梭于海峡两岸和香港、推动本土心理学在大陆传播的征程。 2.3 港台本土心理学早期的学术成果1988年，杨中芳教授所在的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主办了“迈进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新纪元：认同与肯定”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台湾、大陆及美国的学者，就心理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进行讨论。会后，她与高尚仁合编出版了三卷本的论文集《中国人·中国心》。这些工作标志着华人本土心理学从思想倡导进入了系统的学术建构阶段。 三、杨中芳与大陆心理学的重建：播种与传播3.1 一个特殊的时代窗口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心理学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停滞之后开始重建。在杨中芳教授看来，这反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大陆心理学“几乎没有多少学科发展的基础可以依赖，好处是也没有受到西方心理学的主流阴影笼罩”。她希望大陆心理学“不要盲目地跟从西方的研究内容及方法，而是在自己的社会范畴中，依照它自己的文化及历史背景来选择它的研究题目及研究方向”。 1987年，杨中芳教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一文。她以自己二十年的学术体验和台湾近三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经验得失为基础，系统论证了照搬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弊端，呼吁大陆心理学“抛弃懒惰和传统的‘从师习性’，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对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做本土的考察和描述”。 3.2 社会心理学讲习班：培养本土心理学的种子在这种急迫心情的驱使下，杨中芳教授从1988年开始在大陆开办社会心理学讲习班。她希望通过人才培养，在青年学子心中早早种下本土心理学的种子。 1988年和1990年，她独自在大陆举办了两届“社会心理学硕士生暑期培训班”。从1992年到1997年，杨国枢先生亲自带领一支由港台学者组成的团队支持这项工作，六年共培养了173名年轻学者。这些学者中，有很多后来成长为大陆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可以说，这批学员是本土心理学在大陆的第一代火种。 3.3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复建2001年，杨中芳教授在计划从香港大学提前退休之际，接任了中山大学（广州）心理学系复建的创始主任，一直工作到2006年退休。在复系之初的两三年里，她几乎每周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通勤。她将香港的学术资源和本土心理学理念带入了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建设之中。 四、曲折中的前行：本土心理学在大陆的“过早”与“等不及”4.1 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浪潮尽管杨中芳教授等学者在本土心理学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浪潮，大陆心理学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大规模学习西方心理学的道路”。 杨中芳教授后来与杨宜音在回顾反思大陆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慨叹：早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对社会心理学“尚处在从翻译外国人的书中去窥探的阶段”，本土心理学对大陆来说是“过早”地来临了；而到了世纪之交，大陆学者又忙于把刚掌握的心理学知识转化为实用技术和产品，加之重视发表英文论文、向国际接轨的大环境，本土心理学研究又被视为“等不及”去做的，成为“心有余而力不及的事项”。 4.2 港台本土心理学的式微进入21世纪，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心理学都随着全球化而寻求融入国际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成为热点，跨文化比较和追求人类普适性的研究完全盖过了聚焦当地文化的本土心理学。在华人本土心理学内部，两岸三地都更加注重国际化而非本土化。台湾的本土心理学随着杨国枢担任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开始向亚洲和西方输出研究成果，这导致“专心关注解释当地人心理的本土心理研究式微”。香港因国际化考评机制的压力，本土心理学同样难以受到重视。大陆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在“移植式”心理学的进展方面追赶西方。 因此，从整体上看，“华人本土心理学似乎暂时进入了作为‘少数人坚持的事业’阶段”。 4.3 转机的到来：本土化意识的真正觉醒然而，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关于社会学（包括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讨论在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杨中芳教授认为，当前这些争论“代表了大陆学界本土化意识的真正觉醒”。她指出，心理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引进，“现在终于到了要反省的时间了”，“这种使命感终于从大陆学界很多学者的灵魂深处浮现出来”。 五、研究进路与方法论：如何做本土心理学五、研究进路与方法论：如何做本土心理学5.1 三种研究进路杨中芳教授将开展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具体进路分为三种： 第一种进路：在西方心理学实证科学范式之内，通过贴近中国人的实际去提升研究的“本土契合性”，达到在沿用西方主流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的目的。 第二种进路：从西方科学哲学中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流派中汲取营养（如现象学及诠释学），采用质性和人文的方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 第三种进路：从“中西文化在基本心理规律的诸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出发，以中国文化对各种心理现象的独特理解作为指导框架，建立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全新知识体系。 杨中芳教授自己的选择，是结合第一种和第三种进路。也就是说，她既承认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价值，又坚持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出发建构新的理论框架。 5.2 典范案例：中庸思维研究中庸思维研究是杨中芳教授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典范。2009年，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了《传统文化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实例：中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文。 这一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庸融合了古代中国各个学派的精髓，是儒释道都非常重视的思想，而现代中国人仍然采用中庸之道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其内涵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社会心理学所内涵者“大相径庭”，因此具有与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进行对话及互补的潜力。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它遵循了现代心理学主流的实证研究程序——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对象的构念化与操作化、实证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杨中芳教授和赵志裕将中庸建构为一套“元认知”的“实践思维体系”——即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用以决定如何选择、执行及纠正具体行动方案的指导方针。基于十多年的实证研究积累，她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发展成一套“包含一个集体文化思维层面和三个个体思维层面活动的系统”。 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概念可以通过现代心理学的实证程序被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研究构念，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5.3 本土研究的六个策略步骤在2005年由杨国枢、黄光国和杨中芳主编的《华人本土心理学》中，杨中芳教授建议本土心理学采用如下策略步骤：
5.4 对青年学者的建议杨中芳教授强调，青年学者应该首先“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流实证研究范式及其背后的理念”，然后再“培养从文化的角度对现有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进行批判思考的意识和能力”。 她特别强调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建议青年学者从西方教科书中获得两个重点：第一，理解他们思维的来源和重点——即“为什么一个问题他们会从那个角度去看”，要探索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立场；第二，学习他们撰写论文的逻辑思维、论述格式及严谨度。最重要的是，“习惯反问、反思和有依据地批判”，“已出版的成果不是圣经，都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六、历史使命：建构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6.1 最终目的：一套贴切解释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华人本土心理学的最终目的，是“建构一套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能够贴切解释中国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的知识体系”。杨中芳教授指出，“西方心理学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并不必然成为代表全人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华人本土心理学是基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不盲从于西方心理学而自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 从术语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主体意识的深化：从最初使用“中国化”，到后来改称“本土化”——因为“努力跳出西方化而建立自己心理学的不只有中国心理学”；再到后来很多学者有意识地不使用“化”字，而更多地使用“本土研究”“本土进路”等词语。 6.2 两条路径，一个愿景中国自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建构，并非只有本土研究进路这一条路。杨中芳教授指出，大陆社会科学界主张“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发展、总结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与本土研究进路“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思路”。实际上，杨国枢先生当年在台湾发起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时，关注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近年来，从社会心态的持续调研，到心理学助力社会治理，再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大陆心理学紧扣国家政策和社会现实，开展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研究。 重要的是，两种路径“并不意味着要刻意与西方心理学划清界限”。“将西方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以及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本土心理学都包容在内的心理学知识体系，才是能代表整个人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 华人本土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最终愿景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建构有自己特色的心理学（而不是跟着别人走）而为人类心理学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七、结语从20世纪60年代末杨国枢先生在台湾开始酝酿本土化理念，到80年代杨中芳教授立志投身本土心理学并将种子播撒到大陆，再到90年代讲习班培养出173名年轻学者，直至近年来大陆学界本土化意识的真正觉醒——华人本土心理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 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它曾因大陆心理学的“过早”与“等不及”而未能成为主流，也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文化心理学盖过风头。但正如杨中芳教授所说，心理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引进，“现在终于到了要反省的时间了”。建构中国自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不仅是一种学术倡导，更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生而具有之的使命”。 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学术自主，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深入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严谨方法，建立既能解释本土经验、又能与世界对话的知识体系。这是一条艰难但必须走的路——它关乎的不仅是一门学科的发展方向，更是一个文明在知识生产领域的自我确认与主体性觉醒。 |
